其规范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应当是北京。
[79]如果这些意见渐成气候，可以预见，即便脱欧后，英国也终将抛弃合理原则，统一适用比例原则。……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何海波，见前注[56]，第70、78页。同时还可以发现，不同学者所指目的正当性内涵具有差异性。只有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目的正当性一女三嫁的纷争才能尘埃落定，诚信原则对于目的正当性的独占地位也才能真正确立。因此，在行政法上产生法律效果的不当目的或恶意总是与违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交融在一起。蒋红珍认为，从比例一词本身所包含的比较和对比的含义、比例原则对目的与手段关系处理的定位来看，将仅仅违反目的正当性的行政行为视为违反比例原则，过度拉伸了比例性解释，故将其作为适当性审查的一个审查环节比较妥当。
但如果属于合法性判断，将其归为比例原则的子原则就不具有妥当性。韦德，见前注[16]，第64-66页。例如有学者指出，虽然立法部门对法律体系的认识以及其所采用的分类模式，并非是绝对的、科学的，但若着眼于现代法律体系逻辑性和法学体系协调性之诉求，社会法的概念则宜在中义层面上求同存异、传播使用。
回顾中国社会法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可以发现各方在不同层面使用社会法的概念，其中中义社会法是在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的意义上界定社会法，而广义社会法则在研究方法上界定社会法，二者具有各自语境中的合理性。从本质主义与概念中心主义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表明了概念的混乱与对社会法的认识不清。不平等命题对于制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总体效果来看，中义社会法的建设也与我国社会法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契合度。
综观我国官方对社会法的界定，可以发现如下特征：其一，我国官方对社会法概念并未排除其他界定方式。此外，我国的社会法实践和学术研究密切相连。
还有学者则指出应当创新规制方式，例如以助推的方式矫正市场中的不平等问题。辛茨海默主要从经济宪法的角度探讨社会法，其理论主要针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这些法律虽然都在社会法概念提出之前进行立法，但无疑都是社会法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当相关行为具有正外部性时，则国家不但应当允许此类行为，而且应当采取相关行动促成相关交易与活动。
例如一百多年前，奥斯丁曾在《法理学讲义或实证法哲学》中指出，为了建构一门作为科学的法学，法理学必须首先实现法律概念的统一，消除词语的混乱与争议，实现法律概念的统一界定。但在其他很多时候，概念可能是没有中心点或公分母，此时概念的界定取决于如何从若干家族类似之处着手，划定概念的范围。其中狭义的社会法理论认为，社会法主要指的是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如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所述，家族类似可能是去中心化的，社会法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点。
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与时代背景、不同学者著作中的社会法理论，对社会法都有不同的定义。从制度研究的角度看，这就需要分析国家法律制度在何种程度对此类关系进行介入。
在法律解释层面，我国的相关社会法解释也亟需进行更多的法理层面的论证，因为法律理论是法律解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深入考察比较法，就会发现社会法不具有本质性的含义。
正如杨景宇主任所言，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例如在劳动就业关系中，虽然劳动合同直接涉及对象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但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后，就能够为家庭开支、孩子抚养提供较为稳定的保障，因此，就业行为本身具有正外部性。但同时，具有社会法特征的社会立法普遍存在，具有社会法研究特征的法学研究也浩如烟海。此外，国家还可以借鉴科斯定理提供的思路，在交易成本较低的情形下为相关主体提供谈判机会，通过相关主体之间的谈判解决外部性行为。在关于语言与概念的使用中，维特根斯特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语言哲学，包括对法学领域对于法律概念的理解。（三）外部性命题 从制度研究出发，社会法研究的第三个核心命题在于外部性问题。
如同有学者所言：如果社会法过于宽泛，容易模糊社会法和经济法的区别与界限。〔52〕最后，就救济制度而言，对于损害弱者权利的行为，应当更多依赖于行政等积极手段加以保护，还是更应当依赖于司法等被消极手段进行保护？在以司法手段对弱者权利进行救济时，对于弱势群体在诉讼门槛、主管机关、举证责任、损害赔偿标准等方面又应当作何种制度设计？此类问题，也都需要社会法研究超越传统公法与私法，在制度方面作出回应。
借用语言哲学与实用主义法理学理论，可以发现语词与概念并不具备本质性的含义，对语词与概念应采用问题导向的实用主义界定。同样，有学者虽然也聚焦中义社会法，但也指出社会法是一种广义社会法，因为社会法是公法与私法以外之第三法域，与公法领域、私法领域相对应，具有冲破公法与私法划分藩篱的‘革命意义。
例如行政命令进路的优点在于较为简单直接，但缺点在于企业可能阳奉阴违，或者在形式上满足政府规制，但实质上却规避政府规制。另一方面，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社会法的概念展开了争论，同时将争议核心聚焦于社会法应当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还是法域。
基尔克、辛茨海默等人的社会法讨论都有极为复杂的法哲学背景。尽管倾斜保护已经成为应对不平等问题的共识，但如何通过立法与法律解释设计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仍然有许多难点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劳动合同意在建构持续性与互惠性的关系，而合同只是实现这一关系的手段之一。所谓不平等性，指的是社会法关系中相关主体在信息、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因而法律将其拟制为不平等关系。
社会法的概念是否也可以通过语言与概念的辨析而统一社会法的概念与范围，从而消除争议？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借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论和20世纪以来的法律理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负责人指出：社会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它包括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困难群体权利保护等方面的法律。
如同坚持中义社会法的学者所言，以社会法界定为研究取向的问题域或维度不宜过窄。中义的社会法理论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弱势群体权益保护以及社会福利关系方面的法律。
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社会法主要是与福利国家有关的社会立法，因而常常也被称为也称为社会安全法、社会保护法或社会福利法。外部性 作者简介：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就不平等问题而言，大量法学研究对市场失灵与国家规制进行了分析。所谓持续性，指的是在劳动合同关系、妇女权益保护以及很多关系中，双方往往是熟人或半熟人关系，彼此之间具有持续性的信任或依赖关系。从这三个核心命题角度切入，可以更好地从制度角度理解社会法，也可以更好地借鉴域外学术研究，形成社会法与传统公法理论与私法理论的借鉴与互补。通过聚焦于这三个核心命题，我们可以找到社会法家族类似之处的关键连接点，展开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法研究。
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论与实用主义法学出发，就可以理解社会法概念的多重使用。一、社会法的概念：历史与争议 我国对社会法概念的界定主要从官方与学界两个层面展开。
而《就业促进法》《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则是公法规范与行政管理色彩更浓。重温学界对社会法的讨论，可以发现中义社会法更多从研究领域的角度界定社会法，强调以实证法作为社会法研究的主要对象。
最后，持续性命题也可以为弱势群体保护提供制度借鉴。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围绕核心命题展开社会法研究，不仅更能将社会法研究引向深入，而且也能促进社会法与公法和私法的良性互动。
